王国维说过：“天水一朝，人智之活动，与文化之多方面，前之汉唐，后之元明，均有所不逮也。”陈寅恪先生曾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何以宋型文化达到了这样的高度？这是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因素在内的。

　　公元960年，陈桥驿，一袭黄袍披于赵匡胤身上。
　　
　　五代十国战火频仍的分裂局面划上了句号。
　　
　　坐上皇位相当不容易，如何把王祚延续至千秋万代，更是每个中国帝王殚精竭虑的课题。
　　
　　有唐一代，自李玄宗之后便开始日薄西山，到了晚期，藩镇之乱更是把一个疆域广阔、文功武治的大帝国阉割成了孱弱的病鸡。殷鉴在前，赵匡胤心悸万分，生怕自己好不容易掌握的大权一度旁落。于是，他汲取了前朝藩镇之乱的教训，采取了一系列崇文抑武、分化事权、强干弱枝的施政措施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。
　　
　　众所周知，宋代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朝代。赵匡胤为了压制军人的权势，想出的办法是削弱兵权。他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软性手段将军权揽回手中，又设立中央禁军，将各地的精锐部队归禁军管辖。他又担心地方驻军首领再次如唐朝的藩将一样坐大，于是，各地方的军事首脑定期便得轮换驻防，这样一来，这些将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地方上盘结势力，但其弊在于造成了“将不知兵、兵不知将”的恶果，致使其武功不盛，多有外患。宋代的外敌自建朝以来就虎视眈眈，为害甚烈，至 1279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崖山一跳，宋代近三百年的繁华就此烟消云散。如果开国之祖赵匡胤能走出一条文治与武功相平衡的道路，又何至如此呢？
　　
　　与削弱武将之权相对应，宋以文官治天下。开国之初，宋太祖便立下了绝不杀士大夫的盟约。我们翻检有宋一代，根本没有像明清两朝的“文字狱”的血腥阴森，就算是元祐党争、乌台诗案这些较为出名的事件里，也没有人为此而丧失生命。
　　
　　魏晋以来的门第贵族体系终于土崩瓦解，科举取士使得寒门白衣也有了晋身之径。宋代实行文官政治制度，统治者广开科举，以文取士，士大夫享有前所未有的优渥待遇。宋代的文官，比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舒服多了。他们从皇帝手里拿的薪水比唐代高了几倍，北宋初期官员接受贿赂捐金更是皇帝允许的潜规则。唐人元稹曾在为妻子韦丛所作的悼亡诗里得意地自夸“今日俸钱过十万”，但是比起北宋官员，他的排场就小多了。张先在家里养了几百名歌伎，日日吟风捉月，饮酒作乐。寇准这位名相，也为美丽的歌女写下了旖旎的词。就算是素来端庄严肃的理学家，也很会享受生命。司马光、吕公著等高级官僚因敬慕理学大儒邵雍，为他筹款在洛阳天津桥畔建了一所大宅院，邵雍在里面修道养身，称之为“安乐窝”、“长生洞”。
　　
　　我们必须指出，宋代成熟而庞大的技术官僚架构，有叠床架屋、冗员赘官之弊。赵宋王朝的积贫积弱，是一个封建朝廷的灾难；然而，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及宽裕的言说空间，以及日趋成熟发达的物质文明，却让宋代文化发出了异常灿烂瑰玮的光芒。
　　
　　公元一千年时，西欧正是黑暗的中世纪，宗教的桎梏紧紧锁着思想和创造力，正是文化的荒芜期。但是，在东方的中国宋朝却孕育出了一个活泼泼的市民时代。法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谢和耐把宋代推誉为同时期“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”，在他的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一书中，以迷恋的笔调回忆了南宋临安的山温水软，风物人情。他赞叹道：“中国成功地发现了一种手段，能以最少的直接干预去统治最大数量的人民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、道德观对此发挥了极大功用。”
　　
　　宋代是封建社会里惟一没有压制工商业的朝代，唐代的宵禁取消后，商品经济以极快的熵增速度发展，而且对外贸易也有了强劲的发展。宋代外侮强悍，统治阶层以金钱来换和平，贯穿于两宋的纳贡称臣虽然开支浩繁，但国库的岁收依然充足。相比于他朝，宋代的农民起义规模并不算大。宋代之亡，亡于他族，而非亡于吃上不饭而起事的农民。《东京繁华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鹤林玉露》等宋代笔记里，细致地记载了当时的盛况：
　　
　　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；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” ———-《东京繁华录》
　　
　　这是“靖康之变”以前的汴梁，这是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收集金石、赌书泼酒的汴梁，这是宋词里鲜活逼人的汴梁。
　　
　　北方的工商业固然发达，南方的都市更是红尘万丈。据说柳永的一首《望海潮》让金人有了伐宋渡江之意：
　　
　　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　　重湖叠岳清嘉。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　　
　　人文风景的背后是扎实坚固的物质基础。与士大夫代表“雅正”的审美取向大异其趣的是通俗文学的繁茂生长。小说这一体裁，与当时勾栏瓦社里的说书人的不断宣讲不无关系。原始戏剧也开始方兴未艾，元杂剧的出现，更是与这些娱乐场所息息相关。茶楼酒肆里有无数的酒保、茶博士和经纪人，有卖唱的歌女，有供诗人喝酒兴起题诗的粉壁，人们流连其中，享受着世俗生活的快乐。我们在《水浒传》里，还可以依稀见到当时的风流繁华。
　　
　　宋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形成了与唐诗迥异的风貌。我自小爱读唐诗，并自以为瞧不上宋诗—-因为毛泽东曾经说宋诗“味如嚼蜡”，缺乏“形象思维”。几年前我报考研究生时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，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“你喜欢唐诗还是宋诗？”我不假思索便说：“当然是唐诗。”导师笑说：“中国人是一定会喜欢唐诗的。但是，宋诗自有其特色与格调。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就很高。唐诗如酒，宋诗如茶，是酒更好，还是茶更好，我们没法下一个准确的价值判定。”
　　
　　的确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宋诗里也别有幽趣。如今，我已能够说，我爱唐诗，我更爱宋诗。
　　
　　毋庸置疑，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。在唐诗无可企及的高度以后，难道宋人还能够继续延着唐人的路径走下去吗？宋人只能自铸新辞，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。
　　
　　众所周知，宋诗有着“以文字为诗”、“以议论为诗”、“以才学为诗”（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）的特点。缪钺先生以一段美妙的比喻来分析了唐诗与宋诗的区别：“唐诗以韵胜，故浑雅，而贵酝藉空灵；宋诗以意胜，故精能，而贵深折透辟。唐诗之美在情辞，故丰腴；宋诗之美在气骨，故瘦劲。唐诗如芍药海棠，秾华繁采；宋诗如寒梅秋菊，幽韵冷香。唐诗如啖荔枝，一颗入口，则甘芳盈颊；宋诗如食橄榄，初觉生涩，而回味隽永。”
　　
　　唐诗好写宏大的户外风景，苍茫的塞外边关；宋人倾向品咂人文意象，煮酒煎茶、描竹写兰，这是他们所擅长的“小体裁”、“小视角”。唐诗直抒胸臆，流畅自然；宋人好说理，喜欢用典故，把自己肚里的知识储备全体现在诗里。像王安石、苏轼这样腹笥甚丰的大作手，诗歌是他们逞才露已的跑马场，他们用典繁密，花样翻新，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，甚至有卖弄之嫌。唐诗浑然天成，有如天籁；宋诗则是有意而为，“欲以人巧夺天工”。在美学风格上，唐诗如泼墨山水，如塞外风景，体现了唐人向上进取、扬厉风发的事功精神；宋诗如金碧绢画，如素兰奇石，反映的是宋人雅好古淡、幽思内省的人生态度。
　　
　　这两种诗歌，只能说是风格不同，难道可以断然地说孰优孰劣吗？
　　
　　宋诗的接受史也是颇饶玩味的，反映着两种不同诗歌风格的轮流坐桩。宋诗的地位如坐过山车，忽高忽低。在明代，文人是看不上宋诗的。有名的复古派诗人——–“前七子”中的李梦阳把宋诗贬得不值一钱，王世贞更号称是不读唐代大历以下诗人。他们对唐诗是亦步亦趋，极力模仿。但是，明人的诗歌写得好吗？也不见得。
　　
　　宋诗地位的重新认识，是到了清朝以后才成其规模。清朝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朝代，也是学问之一朝。由于汉人的政治空间不大，清儒不再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事物，而隐退于书斋作学问的探寻，在古籍中寻求生存的意义。清儒考镜源流的饾饤功夫是历朝所不能及的，因此，体现学力的宋诗在清朝之复兴，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。宋诗的选本和注本大量出现。最有影响倒是“同光体”诗人。同光指清代同治、光绪两个年号，代表人物有陈三立、陈衍、沈曾植等人。他们把宋诗抬至前所未有的高度，陈衍编有《宋诗精华录》的选本，他认为宋诗“清而有味，寒而有神，瘦而有筋力”。《围城》里有个专做旧诗的董斜川，他的诗有点江西诗派的味道，只是更像做得比较烂的宋诗了。
　　
　　我最爱的宋代诗人有两个，一是苏轼，二是黄庭坚。其实他们都和宋代诗坛雄霸一时的“江西诗派”有关。这两人的诗是充分体现了宋诗特点的，有一个共通之处，他们还写的一行好字。尽管后来有人说书法“坏于苏黄”，但是，宋代少了这两个人，岂不是缺了许多文采风流？
　　
　　只愿能穿越回千年之前，与苏子瞻同游承天寺，与黄山谷同接檐前雨。
　　
　　就看新宋吧！